近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、两院院士大会、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，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，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。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.36%稳步提升至2.80%，首次超过了经合组织（OECD）国家平均水平，10%的年均增长率更是大幅高于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速。这条昂扬向上的曲线，见证了我国科技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，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坚定决心。
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，但投入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（7.08%）仍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（15%以上），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的比重（6.5%）落后于传统科技强国。科技投入效能的提升，不能只盯着总盘子，更要审视投入结构和资金流向。当前，随着科技投入规模扩张红利的递减，优化投入结构势在必行，尤其是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，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，从而以更大力度、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。
对于科技创新而言，财政资金是“压舱石”，基础研究等周期长、风险高的项目，需要财政兜底；金融是“加速器”，成果转化、产业化阶段需要风险投资、资本市场接力。当前财政资金承担了大量本该由市场完成的功能，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再到成果转化，几乎无所不包，既不堪重负也难以精准发力。而金融资本对科技创新支持不足，风险投资对早期、小型、硬科技项目望而却步，银行信贷体系和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包容性仍有待提升。因此，既要发挥财政资金的风向标作用，也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，带动更多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流向科技创新。
科技投入分配，既要“扶优扶强”，通过竞争性经费和绩效评估实现优胜劣汰；也要“雪中送炭”，通过稳定支持和普惠性资助保障青年人才成长、弱势团队发展、冷门学科发展、落后地区赶超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不能让一些青年人才和冷门学科陷入“无经费、无成果、无出路”的恶性循环。
科技投入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，而财政预算、绩效考核则有明确的周期。技术难题突破、工程项目执行、产业迭代升级、战略任务攻关，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在一定周期内出成果。如果脱离科研规律，僵化执行经费管理规则，则无异于“用秒表测量马拉松”，可能导致科研人员不得不追逐“短平快”“新瓶装旧酒”式创新，不敢碰真题解难题，而大量经费则可能被投入低水平重复研究中，造成资源浪费。建立长周期考核与阶段性评估相结合的机制，既回应当下之急，也厚植未来之根，这是提升投入效能的现实选择。
在实际中，科研经费管理往往陷入“两难”困境：一种是“防盗式”监管，报销烦琐、预算僵化，严重挫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；另一种是“放羊式”放任，监督管理流于形式，出现经费滥用、利益寻租等问题。秩序不是活力的对立面，而是活力的护航者；监督不是创新的绊脚石，而是创新生态的净化器。破解“一管就死、一放就乱”的循环，关键在于完善信用体系和问责机制，建立基于信任的分类管理制度，对诚信者充分授权，对违规者严厉追责，以“零容忍”态度对待违规违纪违法行为。
发展与安全，是当前科技发展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。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全球创新体系的大背景下，部分领域的投入必须服从安全逻辑，甚至不惜牺牲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超常规投入机制，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需要超越纯经济理性的决策。但也必须警惕以“安全”之名行“封闭”之实，借“自主可控”之名搞重复建设，脱离国际合作闭门造车，反而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。在开放中提升效能，在自主中保持合作，发展与安全的平衡，考验的是战略眼光和制度智慧。
我们的科技投入中，设备购置费和材料费占据了相当比例，而科研人员薪酬、劳务报酬等人力成本占比存在差距。一方面导致大型仪器设备重复购置、利用率低下；另一方面导致优秀人才因为待遇问题流失，或者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于“挣工分”而非做学问。最好的实验室设备，也抵不过解放了思想的头脑。下大力气投资于人，肯定智力劳动对于创新的价值，赋予人才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，持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，这是最具“复利效应”的投入。
从科技投入“规模增加”到“效能提升”，本质上是从“粗放管理”到“精耕细作”的转型。衡量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，不在于花了多少钱，而在于创造了多少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业态。从“舍得投”到“投得好”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。
（作者：张一妍、董阳，分别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助理研究员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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